走过2500余年的中国玻璃艺术你知道多少？

今年是联合国国际玻璃年，国内博物馆界掀起了一股玻璃艺术热潮，先是清华大学美术馆出现了“绚烂的色彩: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玻璃艺术”展览，随后“丝绸之路——从地中海到长安的古代玻璃艺术”展览登陆安博物馆。

虽然中国玻璃的起源最初受到西方玻璃产品和制造技术的影响，但人们可能不知道，中国自制玻璃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命名为“林林”、“琉璃”、“余姚”等。，并在时间的长河中，提炼出中国玻璃艺术特有的神奇色彩，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广泛包容性和巨大创造力，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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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是指人们用石英砂、熔剂、稳定剂、着色剂高温烧制而成的无定形硅酸盐化合物。被誉为“火与沙的艺术”。考古证据表明，玻璃起源于4000多年前的两河流域。与西方玻璃相比，中国制造玻璃的历史相对较短，但也有2500多年。

玻璃曾经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材料之一，其价值堪比黄金。由于合成玻璃的配方组合变化无穷，成型工艺多种多样，装饰风格丰富多彩，历史上的玻璃制品千姿百态，美轮美奂，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艺术承载着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漫长故事。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呈现的玻璃文物，告诉我们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意义，以及中华文明的广泛包容性和巨大创造力。

中国古代对玻璃材料的审美认知与崇玉文化密切相关。

玻璃在中国常被称为“洋货”，说明人们把这种材料视为外来之物，赋予了它沟通中西的特质和内涵。中国玻璃的起源最初受到西方玻璃产品和制造技术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西方玻璃珠。

中国自制玻璃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湖北江陵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上带有小气泡的半透明蓝色玻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玻璃，目前公认。除了镶嵌在剑两侧的玻璃，绿松石共同构成了一个美丽的图案。经检测，该玻璃含有一定量的钾和钙，属于碱性玻璃。这一时期的考古证据也表明，中国早期的玻璃是稀世珍宝，可能超过绿松石等天然宝石。

中国古代对玻璃的称谓很多，或多或少透露了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和人们对这种材料的认知。关于玻璃材料的最早文献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尚书·龚宇》，其中玻璃材料被称为“林林”。林轩的原意是梅御，在当时，可能没有一个单独的词来描述玻璃材料，但这个词是用来指类似玉石材料的玻璃。

西汉以后出现了“琉璃”一词，成为中国古代最流行的人造二氧化硅器皿的名称。该词独立提出并使用的证据，最早可能出现在西汉桓宽的《盐铁论》:...而玉珊瑚釉的盐是国之瑰宝。是外物流入，利益不外泄。”此时的玻璃材料可能不同于玉石、珊瑚等材料，具有独立的审美和文化价值。张骞出使西域后，罗马帝国生产的大量玻璃器皿开始传入中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土中金银财宝甚多，有夜光墙、明月珠、吓人的鸡犀、珊瑚、琥珀、琉璃、郎干、达尼、青碧等。”这里的釉面玻璃确切地说是指玻璃器皿，西方人发明的吹制玻璃技术是伴随着西方的吹制玻璃器皿传入中国的。“琉璃”一词在隋唐时期仍被频繁使用。《隋书何畴传》说:“琉璃在中国作为杰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工匠们都不敢把它去掉。它是用厚厚的青瓷做的，和道理一样。寻一员骑在侍郎外。”从唐代保存下来的50多首与琉璃有关的诗歌来看，唐代人把琉璃视为晶莹、纯洁、美丽的象征，非常珍惜琉璃。如唐代诗人魏曾说:“彩如寒冰，玉不琢不成器。”看不到盛宴，就见不到玉人。“他用冰和玉拍摄玻璃，散发出迷人的风格。又如《邺侯家传》记载:“唐代宗阳历十三年，李米被召见。因为荣禄四公第一次夷平岭南，赠送了一个直径九寸的玻璃盘，我认为是最珍贵的。“刘力”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代，在一些地区还在使用。如山东博山(古称沈雁镇)自玻璃工业发展以来，一直称其玻璃制品为“刘力”。

需要注意的是，在清代，“琉璃”一词是用来指建筑物上的琉璃瓦和瓦顶装饰物。为了区别，康熙三十五年皇宫建立玻璃厂时使用了“玻璃”一词，最终确立了该词的内涵。“玻璃”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南宋时，周觅在《武林旧事》中把国内的琉璃灯称为“琉璃”，在同书卷二《赏花》中也有记载:“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琉璃”一词，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这种材料玻璃在中国古代还有其他一些名称。如西晋发现的《穆传》称玻璃为“药玉”，晋代郭璞的注解说:“今外国人所制之物，皆以石为器。照这种说法，差不多就像药用玉、药用玻璃之类的了。”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中，玻璃被称为“水精”:“外国制造的水精碗，其实是用五种骨灰制成的。今交广有许多人，依其法而造之。”“府舆”一词出现在《元·白石官志》中，记载元代设立府舆局，是朝廷制作玻璃器皿的机构。因此，福玉局制作的玻璃被称为“福玉”。明代曹昭写道:“壶玉，北方用之药，壶中烧之。如果没有眼睛，就和真玉差不多。”可见玻璃在明代被称为“罐玉”。明清时期，玻璃器皿又叫“料器”，大概是因为北京等地区需要从外地购买玻璃熔块，再加工成玻璃器皿，所以称玻璃为“料”。

从以上名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玻璃材料的审美认知与崇玉文化密切相关。制作玻璃的目的多是为了仿制玉石等天然宝石或半宝石。所以古代的玻璃多为不透明或半透明的蓝绿色和白色的玉石。

战国中后期的国产蜻蜓眼玻璃珠创造了独特的铅钡玻璃体系。

中国发现的早期玻璃主要是珠子，其中最重要的珠子样式在现代被称为“蜻蜓眼玻璃珠”。比如战国早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173颗蜻蜓眼玻璃珠，经检测属于钠钙玻璃，因此判断大部分是西亚进口，此时玻璃的价值堪比金玉。

战国中后期，国内蜻蜓眼玻璃珠增多，不仅吸收了西方珠子同心圆的装饰图案和样式，还融合了几何图案，产生了更加丰富的图案和造型，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铅钡玻璃体系，以氧化铅和氧化钡为共溶剂，这在世界其他古代玻璃体系中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孕育了一些典型的以玉器为主的地方性玻璃制品，如玻璃墙、玻璃剑饰等，这些玻璃相对集中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战国中后期楚文化小型墓葬中。

汉代是中国古代玻璃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延续了战国时期制作玉石状铅钡玻璃的传统，并在配方、规模、数量、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创新。其中，“丧”玻璃作为陪葬玉的替代品，占有很大比重。西汉时期，玻璃墙仍用于埋葬，但出现了玻璃衣、玻璃九头塞、玻璃蝉、玻璃捧玉等新形式，以及玻璃嵌人耳、钩、器等。在这一时期，玻璃容器也出现了，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河北满城西汉中山景王刘胜墓出土的玻璃板和玻璃耳杯。这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用铸造技术制作的家用玻璃器皿。此外，广西还开发了以氧化钾为助溶剂的钾玻璃新品种。可见汉代中国的玻璃制作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形成了中原和广西两大生产体系。

5世纪末，中国掌握了玻璃吹制技术，隋唐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动荡，最初建立的铅钡玻璃制造业逐渐衰落。在西方，公元前1世纪中叶，西方人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成为世界玻璃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相关的玻璃吹制产品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由于从罗马和伊朗进口的萨珊玻璃器皿制作精良，价值高，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首都。罗马吹制玻璃的晶莹特性备受追捧，西晋的彭尼在他的《琉璃碗赋》中对此大加赞赏:“取琉璃之美色，为绝世之作.....................................................................................................................但从现有的考古发掘来看，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掌握相关技术形成本土的吹制玻璃制造业。

河北定县北魏塔基石字母出土的7件具有中国传统造型的吹制玻璃器皿表明，最迟在公元5世纪，中国已经掌握了玻璃吹制技术，这是罗马吹制技术东传的结果。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和舍利葬制的逐渐形成，当地吹制玻璃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舍利子作为佛教中最重要的供养对象和圣物，具有极强的超自然性，存放在轻薄透明的玻璃器皿中能让信众赞叹其真身。白居易《游舞镇寺诗》描述:“两瓶白璃寒如秋水。瓶隔舍利，圆转如金丸。”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底出土的石信封、金棺、银碗、玻璃瓶等文物埋葬方式的创新，不仅为白居易的诗歌提供了饱满的画面感，也代表了玻璃(琉璃)作为佛经“七宝”之一的特殊地位。玻璃器皿在佛教中一直沿用到今天。

玻璃器皿在宋代的日常生活和居室陈设中并不陌生，但并未成为主流。

玻璃器皿在宋辽时期是作为世俗商品使用的。玻璃酒杯、玻璃碗、玻璃瓶作为食具，在宋代用于宴饮、待客等盛大场合，或用玻璃器皿装饰文人士大夫的高雅聚会场所。如石红的《千秋之年》和《帅宅生辰》中记载:“为生辰，凿杯斟”。周觅在南宋《董祺俞晔》中提到，他的朋友夏紫翁“以玻璃瓶献花，以玉瓶饮春酒，谈笑不休，宛若昨日”。玻璃器皿在宋代绘画中的频繁出现，也说明玻璃在宋代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和居室陈设中并不陌生。

然而，由于中国悠久而精湛的制瓷技术，宋代瓷器已成为普通家庭的日常用具。相比之下，玻璃易碎，经不起突如其来的高温。虽然从宋辽到元明时期，佛教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玻璃器皿数量增加，种类繁多，如水果、灯、簪等。，玻璃器皿从未发展成为我国古代的主要日用器具。甘肃张喜安县王世贤家族20号墓出土的一套精美的天蓝色玻璃莲花花瓣托灯，显示了元代玻璃制作的最高水平。自元代以来，山东博山已成为中国玻璃生产的中心。明代不仅向朝廷进贡，还有清代博山玻璃工匠在内务府玻璃厂做工的记载。袁波末明初的玻璃作坊遗址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古代玻璃生产遗址，意义重大。出土的文物有玻璃炉、玻璃粉、玻璃簪、珠子、戒指等。

清代的玻璃器皿在世界玻璃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世界玻璃艺术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每一次玻璃制作的繁荣期都发生在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的时期。玻璃总是在动态的、多层次的文化背景中形成其独特的创作表现形式:公元前埃及文明的鼎盛时期，公元统治欧亚板块的罗马帝国，14、15世纪经济实力雄厚的威尼斯，18世纪中国的清朝等等。，无一例外都见证了玻璃艺术的繁荣。

康熙三十五年，组织处在皇城蚕池教堂西区设立玻璃厂，专门为皇室制作玻璃酒杯、玻璃瓶、碗、杯、盘、罐、渣斗、水碗、笔筒、鼻烟壶、香炉等器皿，用于光学、日常生活、陈设、礼品、宗教仪式等方面。

康熙年间，中国的玻璃器皿呈现出西方吹制玻璃的主要特征，以单色为主，薄而透明，器形光滑轻盈。雍正以后，水晶透明的玻璃器皿很少制造。此时，人们倾向于通过切割、切割、雕刻和切割来揭示玻璃材料模仿其他材料的特性。玻璃器皿造型简单，色彩多样，多为半透明或不透明。乾隆时期是中国古代玻璃生产的高峰，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品种不断创新，玻璃材料的价值水平不断提升，形成了明显的风格体系。

宫室玻璃厂制作的玻璃器皿是清代玻璃的最高水平表现。它的繁荣不仅与皇室的支持和西方传教士将技术引入中国有直接关系，还得益于中国悠久而强大的工艺美术传统。陶瓷、玉器、青铜器和漆器为玻璃的形状、颜色和装饰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在中西文化技术交流的背景下，清代玻璃新品种有宝石红玻璃、金星玻璃、金刚钻雕版技术、玻璃胎画珐琅技术、开拓性研发的玻璃套版雕版技术等，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特色，在世界玻璃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影响了后世。

自清代以来，玻璃以其独特的光学性能和审美表达方式融入建筑艺术。

在当代人的心目中，玻璃的知识可能更多的来自于玻璃窗，在古代这种东西已经很少见了。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政府办公室和私人住宅的窗户大多由纸糊制成，而玻璃作为建筑门窗材料的更早证据可以在东晋葛洪编写的《西京杂记》中找到:“赵的媳妇住在昭阳堂...窗棂多为青釉，皆有照明，无毛可藏。”到了唐代，“窗扇”作为一种建筑装饰材料继续在宫廷中使用。在中部，学者王白曾写过一首《琉璃窗赋》:“美窗以琉璃窗，洞清明，秋水明，色混烟云”。所以在古代，玻璃只是作为宫廷和达官贵人的建筑装饰，很少见。目前五代宋古籍中没有关于琉璃窗的相关记载。元代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在描述元宫时，曾说“窗上的玻璃也是极其精致的，就像透过风呼吸的水晶”。

直到清代，清代中叶，玻璃窗作为建筑材料在宫廷中被广泛使用。大多采用欧洲进口的平板玻璃，由广东海关和官员进贡。价格非常昂贵和罕见。根据康熙年间内务部的记载，长春园已经安装了玻璃装饰。雍正年间，紫禁城开始使用平板玻璃，但只安装在一扇窗的中央，其余仍用纸糊，称为“装玻璃窗”。后来采用了“装玻璃碎成块”的方法，即将小块材料组装成整体玻璃窗，而不是纸窗。直到乾隆中期才发展为“全玻璃”，即一扇窗户镶嵌一整块大玻璃，当然还有门窗的木隔断镶嵌彩绘玻璃进行装饰等等。龙皇帝的许多皇家诗歌详细描述和赞扬了玻璃窗的特点。比如《玻璃窗》里念叨的:“窗挂玻璃，隔尘不如面纱。虚顿悟内外，远不见。既能御风御寒，又能延长日出的温暖。但是很难听，威胁听起来很卑微。耳不闻，目成就可知。看是有帮助的，但听是不合适的。以此为课，晶格物理可推。”由此可见，自清代以来，玻璃再次以日用器皿的形式回归中国人的视野，同时以其独特的光学性能和审美表达方式融入建筑艺术，并逐渐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深刻影响着社会文明的发展。